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每天新增的确诊、治愈病例数据，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当疫情防治上升为全民话题，被卷入同一舆论场的焦点话题，是文体明星捐款献爱心。

以体育界为例，作为武汉伢的世界网球冠军李娜，以捐赠价值300万元医疗物品“领跑”。与此同时，一张缺乏权威信息源的“运动员捐款排行榜”在社交媒体被疯转，不少网友在大赞李娜“慷慨解囊”同时，也“喊麦”运动员财富榜第一的孙杨、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和大将朱婷等，颇有“逼捐”的意味。此外，更有网友大肆批评有些体育明星是“铁公鸡”：拿着2000万年薪的篮球运动员周琦、高薪加入中国国籍的非血缘归化球员埃尔克森等，“你们就不该意思意思”？

体育、文艺明星，都属于公众人物，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公众人物依靠自身成就和魅力，往往能吸引很多“粉丝”，并以此获得广告赞助等巨大商业利益。他们在享受这些权利同时，也有承担公众责任的义务。部分网友认为某些体育明星“捐款少、太抠门”，可以理解为粉丝激励甚至监督这些偶像回馈社会。

只是，凡事都要有个度。不管是体育还是文艺明星，只要他遵纪守法，每一分钱也都是辛辛苦苦努力打拼赚来，并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捐款，是一个人的主观意愿，更多是一种态度；捐款数额大小，并不直接代表爱心多少。如果仅仅依靠捐款数额来评价其人“好坏”，无疑会让“明星慈善”陨落沦为“数字游戏”，“打扑克比大小”的简单粗暴决定“爱心多少”，实在有违公益慈善的初心。

其一，文体明星的捐款数目，来自不同的基金会、慈善机构等，各自公开透明的程度不一样，网友看到数据肯定不够全面。另外，有些明星捐赠后喜欢大肆报道，有些明星做好事后宁愿低调行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每个人所见未必为真。

以中国足球圈为例，国足两任队长郑智、蒿俊闵以及老将郜林等，分别捐款50万元到慈善机构，但他们本人从未在社交媒体渲染。文艺圈也一样，香港艺人古天乐从2008年开始以个人名义在内地偏远贫困地区捐建小学、教学楼或宿舍，如今他捐赠的希望小学达到了111所。相比做慈善的大方，古天乐对自己很抠门，曾被媒体拍到使用的还是滑盖老款手机。这次为疫情献爱心，古天乐曾被武汉媒体“逼捐”1000万元，但他本人延续不回应态度。即便这次没捐款，这不代表他“冷血”。

其二，哪怕相同的捐款数额，对身价、地位截然不同的文体明星，含金量也不一样，不能画上等号。简单的数字比大小流于粗暴，缺乏科学性。作为前武汉卓尔主帅、现国足主帅，李铁个人捐款100万元；来自中乙联赛的球员侯哲，向公益基金捐款1万元，并特别强调自己是原湖北华凯尔球员。

李铁的100万元，当然远多于侯哲的1万元，但李铁毕竟是前国足国脚、恒大助理教练、卓尔主帅和国足主帅，个人的收入相对高一些；相比之下，乙级联赛整体收入本就不高，甚至还经常有拖欠工资的情况，侯哲还能拿出1万元献爱心，他的民族情怀、社会责任，绝不因为数字小而逊色于李铁。

善意本身无大小，大爱总是无疆。不过，在文艺明星粉丝的饭圈群体，还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数字、互相攀比的现象。据悉，黄晓明杨颖夫妇、吴京谢楠夫妇在1月24日分别捐了20万元，旋即遭到网友在微博上死缠烂打式的道德绑架，评论区沦陷为柠檬精发泄情绪的大本营。两对明星夫妇赶紧在一天后各自追加了80万元，这才稍微堵住悠悠众口。这样追着别人的“逼捐”，说到底是“舆论绑架”。

其三，慈善捐赠除了经济财富、社会责任、爱心情怀外，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财务税务体系，缺乏财务税务知识的网友，简单比较数字大小，往往也会“不识庐山真面目”。

2月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了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捐赠税收政策。公告明确，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显然，这是国家有关部门通过税务杠杆鼓励慈善发展的政策导向。据悉，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这次有关部门将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进行明确，有望提振更多人的慈善爱心。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投身公益慈善的个税减免有了更明确的说法，也有了更明确的财税支持力度。

总而言之，慈善是一种自发的公益行为，既需要大众进行严格监督，更需要人们给予宽容理解。对那些没有捐款的明星，也没必要追着骂着道德绑架，捐不捐、捐多少，那都是别人的权利和自由；对那些为战疫出钱出力的爱心人士，更不要吝啬赞美和称颂。面对疫情，只要是实实在在的捐钱捐物，只要能贡献一份力量，不论多少，都是回报社会、奉献爱心，都应该得到最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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